在浙江兰溪，一个叫蒋畈的静谧村落，我见到一位女先生，她的名字叫王春翠。我没和她握手，因为她高高地站在白墙上，我只能仰视。

照片上的她，白发如雪，却并不显老态，身板笔直，面容平静温和。她的身边，是一位更年长的老妪，她的婆母刘香梅。从时间推断，拍这张照片时，她已经和丈夫曹聚仁分开很多年了，也就是说，婆母已经是前婆母了。但仅看照片，她们依然像一对母女。

之所以称王春翠为女先生，不仅是因为她是老师，她是校长，她是作家，更因为她在百年前的乡村教书育人，传播文明。她生于1903年，还裹着小脚，所以她的另一个称呼是“小脚先生”。

起初她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。因为我们去的蒋畈村被称为“曹聚仁故里”，而她，只是曹聚仁的前妻。

曹聚仁，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，亦是教授、作家、报人和社会活动家，留下很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。1950年赴香港后，为海峡两岸的沟通交流做出过重要贡献，多次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，以爱国人士著称。故蒋畈村是以他为傲的。

他的父亲曹梦岐，也是大名鼎鼎。清末最后一科秀才。二十世纪初赴杭州应乡试，虽名落孙山，却带回了康有为、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。从此决心远离功名，以教育救国，将启民智、开风化作为己任，立志要培育一批能改变社会风气的人才。1902年春，曹梦岐倾尽私财，以祖屋为校舍，创办了育才学堂。校名之意，取自孟子的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。他自任校长，并兼教国文、修身，倡导学做兼修，知行并进将一个愚昧落后的穷乡僻壤，带向了时代的前列。蒋畈有幸。须知在一个穷困之地办学育人，是精神上的开仓赈粮，是最大的慈善。曹梦岐功不可没。

蒋畈村

在赫赫有名的曹家，出现了王春翠，不过是多了一名曹王氏。而王春翠走进曹家，也是源于育才学堂。育才学堂很开明，男女生兼收，于是王春翠便成了曹聚仁的学妹。曹梦岐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，个个都聪慧好学，其中的二儿子曹聚仁，天生聪颖，悟性极高，四岁便念完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五岁便念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。十一岁就在育才小学任文史课教师了，人称“小先生”。“小先生”第一次见到王春翠，就喜欢上了她。

在曹家留下的老照片里，我没能看到王春翠早年的样子。据乡间传闻，她生得眉清目秀，且十分聪慧，这一点，从晚年的照片里可以看出。两个少年是在村旁的通洲桥上初相逢的，之后，他们就常去桥上“偶遇”，开心地谈天说地，或者静默地看着江水流淌。

我有幸走上了通洲桥，很古朴的一座廊桥，平静的江水从桥下缓缓流过，桥头有一棵巨大的梓树，看上去像香樟，但树干上挂着牌子明确写着梓树，还写着它已有两百多岁了。那么，这棵梓树，是见证过曹聚仁和王春翠的爱情的。两个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，一个十五岁，一个十二岁，美好而又单纯，单纯而又热烈。

通洲桥

曹王两家都很乐意达成这门婚事，于是他们俩早早就订了婚。之后，曹聚仁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1921年学成毕业后，回到老家和王春翠举办了婚礼。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王春翠做了赫赫有名的曹家的媳妇后，并没有开始阔太太的生活，而是继续求学，毕竟她才17岁。开明的曹家也没有将她拴在灶台边，支持她继续念书。她考上了杭州的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，是当时县里第一个女师范生。与此同时，曹聚仁前往上海爱国女中教书，两人开始了异地分居的生活。

曹聚仁到上海后，其聪明才智得到了极大的发挥。他在教书的同时搞研究，写作，办刊物，创办了《涛声》《芒种》等刊物，为《社会日报》写社论，为《申报》副刊“自由谈”撰稿，还因为整理章太炎先生的《国学概论》而成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，与鲁迅先生也交往甚密。一时间成为上海文化界的活跃人物。

最初，分居两地的曹聚仁和王春翠信件往来频繁，互诉衷肠，互相交流学习和思想。但渐渐地，曹聚仁的信愈来愈少，也越来越短了。王春翠敏感地意识到他们的婚姻有了危机。丈夫是如此的年轻英俊，才华横溢，又在女中当老师，没有诱惑是不可能的。王春翠决意放弃学业，奔赴上海挽救婚姻。到达上海后，她的隐忧被证实了。但她不吵不闹，一如平常的用心照顾丈夫的日常起居，并协助丈夫创办《涛声》杂志，做校对，搞发行。与此同时，努力开辟自己的事业。她在上海暨南大学师范附小任教，也开始写作。处女作《我的母亲》，发表于《申报·自由谈》副刊。